苏轼在海南没有发明发明什么养生之法，儋州对于东坡是人生中的重要篇章。假如东坡在儋州的生活平淡到可以忽略不计，假如东坡在儋州的创作与以前俊秀灵动不可同日而语，假如东坡在儋州一改他达观豁达的心境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海南也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与东坡攀亲叙旧。但这一切只是假如。
事实是，儋州之于东坡，东坡之于儋州，互相成就了彼此，也成就了文化与历史。东坡说过，“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由此可见，儋州在东坡的心目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与山野村夫交谈，与友人下棋唱和，探讨岛内居民的长寿之道与鄙陋风俗，一有机会还是会继续月下漫步的老习惯，空闲无事就到乡间采药。章惇把东坡贬到海南来，就是因为觉得东坡在惠州那种瘴气之地还能生活得如此逍遥，所以想看看到底何地能令苏东坡不畅快。像东坡那种人，不管身在何方，生活绝不会乏味。
东坡在海南笔耕不辍，他一直将陶渊明视为精神知己，他在颍州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离开惠州时，已经写完了一百零九首，最后的十五首实在海南完成的。“同为北宋著名诗人的黄庭坚则对东坡的岭南之作发出这样的感慨：”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由此可见，岭外的蛮荒气质并未令东坡的才气性灵打折扣，相反，这一番不平凡的打磨是对诗作最好的锤炼，最后幻化为文字的绚烂。
苏轼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爱国诗人，当他刚一接触到海南的特异风光，就激发了他强烈的上进心和旺盛的创作欲望。海南特有的瞬息万变的湍急雨流，仿佛是舞动着的群龙，正在敦促他写诗；而那幻奇的乌云和迸发笑声的闪电，也正为欢庆诗人的新作而变换颜容。这时的苏轼，早已忘记自己是个贬逐的囚犯，忘记他发下的“焚笔砚断作诗”的誓言了。
苏轼在海南思想上的成就，和与黎族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黎族人民对他真挚帮助和纯朴友情，成为苏轼居儋的创作与生命源泉。与苏轼踏上儋耳土地前所传闻的黎族凶悍残忍的性格相反，他却真切发现了黎族人民的朴质淳厚、乐于助人的崇高品格，机器内在灵魂的美。苏轼到儋州后，通过自身经历，在民族思想上改变了历代封建士大夫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也正因他能与当地黎族人民结成朋友，也有利于他在当地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
苏东坡居儋州三年，开辟的“儋州学府”当时在海南是四方瞻目的讲学之地。特别是他一手栽培出来的“诸生”如王霄、姜唐佐、黎子云等人都成了饱学的鸿儒。使儋州地区“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成为当时海南文化的中心。苏轼在此执教，北归三年后，姜唐佐便举乡贡；大观三年，儋人符确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进士。儋人受苏东坡影响，作诗的风气大盛。即使田夫野老，贩妇牧童，也都有出口成章，诗才敏捷的人。直到今天，逢年过节，贺喜迎新，联诗唱和之风遍及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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