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自己有智力障碍

我和我的女儿都是智力障碍患者。但因为一个秘密，我们最终都完成了大学学业，年收50万，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

2年级时，我学不会算术，算不懂2+2等于几。20年后，我女儿被确诊为重度学习障碍。

至今，那一天还寒气逼人地凸现在我的记忆里：黑板前，我诚惶诚恐地描摹着老师要我写的字，写好退后几步后，同学们哄堂大笑。

他们的举动说明我写的字坏透了。是什么，那么滑稽可笑？我大惑不解。“李雷，”老师严厉地训诫我，“你把所有的e都写反了！”

当我在里弗代尔小学上到2年级时，情况越来越糟：不管多么努力，我都弄不懂简单的算术——甚至理解2+2也有困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上3年级时，父母对我学习的忧虑与日俱增：“李雷会沦落到什么地步？”母亲苦着脸问，她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的父母、母亲都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兄弟智商也很正常：父亲约瑟夫，毕业于耶鲁大学和耶鲁医学院，是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

母亲莉莲，是精神病社会工作者，大学硕士学位。哥哥西蒙，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班长，弟弟艾布，每年在学校拿奖状拿到手软。

而我，却一直是个在班里掉车尾的“差等生”，为了避免上学，我经常装病，以各种理由、各种借口不去学校。

到5年级时，虽然很不情愿，我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比别人“笨”，然而，默菲老师马上纠正了我的这一看法。

有一天，上课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他递给我交上去的作业本。我满脸通红，窘迫地低下头：每个答案后面都打着叉。

“我知道你懂这些题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再来一次呢？”他叫我坐下，挨个问考卷上的原题，我一一作答。

“答得非常对！”他微笑着连连说——脸上的光彩在我看来足以照亮全世界。“我知道你其实懂这些题目！”他非常高兴。

他边说边把每一道题后都打上勾，把分数改成及格。不仅如此，默菲老师还启发我利用词语间的联系来帮助记忆。

例如，从前我每次遇到单词social（社会的），不知为什么总是读不出来——它在我眼里就像凶神一样可怕。

“试试用这个办法去记”，默菲老师建议，“假设你有个朋友叫Al（艾尔），他会修自行车，有一天，你的自行车坏了。”

“‘so see Al’，这样连起来你就知道怎么读了。”——这法子真灵！后来，我甚至放学后都舍不得离开默菲老师。

他实在是非常耐心、非常会鼓励人。“你很聪明，李雷，”不止一次他告诉我，“我相信你的成绩会好起来的！”

然而，我仍感觉到某些方面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后来，我转到纽约市一所公立学校。新老师肖小姐也看出我学习很费劲，努力帮助我。

一天，在我花好长时间完成一篇习字练习后，她夸奖我很有进步，建议我拿去给校长看看——让校长知道，不能一直小看我。

好吧！让她也知道李雷并不是笨得那么厉害。我兴奋地朝校长室奔去。不幸的是，女校长误解了肖小姐计我去的意思。

她对着我的作业本足足批评了半小时。“你的学习问题，”她声色俱厉地说，“在于没有努力，并且满不在乎！”

校长一点也不知道我多么在乎学习成绩，并且多么苦恼。回来后，我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肖小姐，我太难堪，也太沮丧了！

但是在家里，我却从一项别人比不上的技巧里得到了力量：超常的记忆力。我能清楚地说出三四个星期以前全家吃的饭菜和当时的天气。

上初中时，我在学校里也露了一次脸——全文背出了林肯五千字的葛底斯堡演讲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全家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在这种事上这么拿手，而在另外的事上又那么糟糕？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阶段给我巨大帮助的是洛蒂姨妈。

她是我母亲的妹妹，也是一位小学低年级教师，善良、耐心，乐于帮助学习困难的孩子，我家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她。

上初中时，每逢周末，我都要蹬两公里的自行车到她的家，饭后，她让我在餐桌旁坐下，不厌其烦地辅导我的课后作业。

“不要着急”，每次我们学的不顺利的时候，姨妈总是轻声地安慰我，“咱们明天再学一次，你肯定能学会的！”

我的字写得乱七八糟的，因此，洛蒂姨妈常常先检查我上周的作业，如果她不赞扬我的笔迹，至少也要先表扬一下我里面书写的内容。

“你这个想法太妙了！”她总是这样说，“让我们把它再写一遍！”写完作业以后，姨妈通常会表扬我，并拿出我最爱的小饼干和果汁。

慢慢地，我获得了几项小成功：练出了一副好嗓子，被选拔参加学校演出；因为记性好、语文课上背诵诗词独占鳌头；

同时，我物理化学也学的越来越好，这使我平生第一次萌生梦想——将来学医，像父亲一样当精神病研究专家。

如果这一步实现，我还要研究太空，争取飞到月球上去。然而，每项成功总是伴随新的挫折：此处进，彼处退。

这使我对自己更迷惑不解了。上初二时，我按父母的意见转到霍尔斯特中学，这是一所专门教学习困难孩子的私立中学。

在校我第一次成为“尖子”学生，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和校足球队队长。毕业那年，我作为“最佳中学生运动员”，还获得一个很大的奖杯。

霍尔斯特德女校长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给麻州布兰迪大学沃尔姆分校管招生的副校长，我最终被录取了。

但是，这个学校非常崇尚竞争，在一大堆学习能力极强的同学中间，我的成绩和自我价值感直线下降。我最终只奋力支撑了两年。

没办法，我又转到纽约大学读三、四年级。一次重要的有机化学考试后，成绩被张榜公布出来——我没有及格，沮丧之极。

“只有过这一关才能进医学院！”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勉励我下决心把这门课攻下来，于是，我请了私人辅导教师。

没日没夜的学习，我这门课终于合格了。但是，我知道，凭我目前的成绩进医学院不容易。果然，一个又一个学院都拒绝了。

“你不适宜学医，”一所有名的医学院的院长告诉我，“你的学业成绩说明你的情绪不稳定。”（他是指我的各门课的分数悬殊很大）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情绪稳定，只是在某些学科的学习上有障碍而已。最后，在父母帮助下，我进了纽约医学院。

“学习将是十分艰苦的，”父亲告诉我。“不过我相信你能成功！”同时，他也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我热爱这一行。

第3年，当进入实习阶段，转到神经外科时，我亲眼目睹了受脉管畸形和恶性肿瘤折磨的病人因外科大夫的医术和关心而康复。

那一刻，我明白自己找到了生活中的位置。更重要的因素是孩子们——他们的天真、脆弱，以及眼神中对疾病的恐惧和对医生的期盼。

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我。于是，在实习后期，我毅然选择了儿童神经外科作为专攻领域，跟着老师学、跟着优秀的学长学。

1963年，学院卡内基大厅举行毕业典礼，我上台领取学位证书时，看到了母亲和洛蒂姨妈泪流满面，父亲微笑的脸上满是骄傲。

我一一拥抱他们，在他们支持下，我终于成功了。但是，我为什么费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劲对我来说仍然是个秘密。

一直到20年后，我和妻子坐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办公桌前，研讨1 0岁女儿艾莱娜的问题，心理学家肯定她的智商很低。

她和我当年一模一样。当对艾莱娜的全面检测结束时，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她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他的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

他说：每年被检查和确诊为患此症的学龄儿童约占5%至10%，他们的智力在中等以上，在各方面学习上很困难。

尤其是在四个重点的学习阶段——抄写、分析、记忆和口笔头表达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有着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的困难。

更麻烦的是： “学习障碍”问题常常被忽视，也很难确诊，导致许多这样的孩子被误以为懒怠、情绪不稳甚至愚钝。

他的分析恰似一道强光驱散了我童年生活那团迷雾。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找艾莱娜学习的麻烦了，也明白了当年我为什么学习那么吃力。

一转眼，10年又过去了。今天，教育学家们通过深入研究，在诊断学习障碍和教给孩子怎样补偿方面已变得更有经验。

科技的进步帮助了更多这样的孩子能有效地冲破障碍，医学的成长帮助了更多像我和女儿一样的重度学习困难学生。

我女儿艾莱娜目前在西拉丘斯大学读3年级，名列该校定期公布的优等生名册，被认为是难得的学医之才。

岁月荏苒，使我与许多帮助我走过崎岖路程的老师和朋友们失去了联系。去年，我的书《献给时代的礼物》出版了。

我特地寄了一本给启蒙恩师默菲，他已经退休，现住北卡罗来纳州。在扉页上我写道： 献给最尊敬的默菲先生：

您是我爱戴的终生老师。我忘不了，当我在里弗代尔小学读书最吃力的时候您怎么以爱心待我，我将永远把您铭记在心。

李雷和他女儿的学习成长经历，告诉了我们，孩子智力障碍会有什么困扰，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1.家长要正确认识孩子的智力障碍，同时，也要帮助孩子正确的认识智力障碍，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让他觉得自己是无法成长成材的。

2.积极寻求医学、教学上的帮助。现在医学不同以往，只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对孩子的智力障碍恢复会有很大的起色。

3.对待孩子的智力障碍，需要更多的包容、耐心、关心、爱心，需要家长、亲人、老师一遍一遍的帮他重新温习，帮他树立信心。

4.要侧重的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特长，引导他在智力以外的地方使用自己的特长，这样更能容易帮他树立自己的方向，找准自己的定位。

5.和孩子一定要多沟通、多交流，及时发现孩子生活、学习、成长中的问题，要让他知道，家人永远和他在一起。加油！一定会好起来的！

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生了个智障儿童，21岁，心都碎了，有同样经历的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曾经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儿童，当时她的妈妈怀孕期间，差不多超了预产期一个月孩子还没有出生，最后打了催生针孩子才生下来的，就因为这样造成孩子小脑萎缩，是个女孩，记得孩子刚开始走路时，同龄的孩子都能叫爸爸妈妈了，她家的孩子什么都不会说还不会走路，后来人家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她家的孩子也试着送进幼儿园，可是第二天学校就不要了，因为孩子啥都不懂啊，不懂讲话，不懂大小便的，走路也不稳当，基本都是要有个人一直在那里照顾着，孩子的妈妈那时间还在做保洁员工作，没有办法最后就是工作也是带着自己的女儿的，这样的孩子让父母真的是辛苦啊，但是没有办法，自己生养的孩子，她们也是带着去省城的大医院给孩子看了几次，都没有什么起色，反倒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我去了南方，现在孩子应该十多岁了，也不懂孩子现在怎么样，希望一切安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