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首都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甚至经济）的中心，地位独一无二。然而辽政权为何同时会有五座都城（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呢？
契丹原先为中国东北地区游牧民族鲜卑人中的一支，生产生活水平较为低下。但是其却凭借着族群内部密切的组织与高效率的动员机制很快崛起于草原之上，并逐渐对外扩张。（唐时的东北亚形势图，此时契丹还未崛起）在十世纪初，其利用唐朝灭亡所带来的中原混乱局面而出兵华北，更为其势力发展的下一个高峰奠定了基础。不久，当时的华北汉人军阀石敬瑭为换得契丹的军事支持而将西北与华北大片土地割给契丹，契丹政权也随之成为了一个囊括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二元”大帝国。契丹的扩张征服中也并不是穷兵黩武，其也在积极的吸收与学习被征服区的先进文化等。很快，建立“国家中心”首都的概念便被其所采纳。在契丹政权的开创者耶律阿保机时，便将其民族的发源地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林东镇）设为了政权的“皇都”（上京）。但是都城设立所产生的问题也纷纷接踵而至，首当其冲的便是对于广阔国土控制的一种力不从心。辽政权虽然在不久后迅速灭亡了位于辽东半岛并立国数百年渤海国，又借出兵干预中原内战而吞并了华北的大片汉人集中的农耕区。但是领土的扩大带来的地方反抗不断与同其领导中枢同地方联络难的问题也时刻困扰着契丹上层。于是出于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作用，契丹又在原渤海国旧地的辽阳府建立行政都城，由契丹亲王来执掌地方政务；而后，其又将汉地的析津府（今北京市）设为都城来管控地方，并在析津府设立了专门招收汉人来任职管理汉地的“南院”，析津府也逐渐成为了契丹政权在华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为了随时抵御来自北宋政权的反攻与监视今蒙古高原的其他部族势力，其又将大同府（今大同市）设为了都城（西京），进一步巩固了帝国在西南面的统治。（描绘宋辽血战的画作）到了辽圣宗时期，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原先的上京皇都临潢府因偏居塞外已无法再承担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辽圣宗便又将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作为皇室贵族居住的新都城（中京）。至此，辽政权的五个都城逐步成型，并一直伴随至辽政权的覆亡。辽政权五座都城的设立既开启了帝国对于庞大国土实施有效统治的新模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征服地区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同时辽政权通过设立都城的方式对全国不同地域分而治之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其本民族接受汉化的速度，从而也暂时的回避了因接受中原文化而可能导致上层内部发生分裂的风险。因此与其说辽政权设立首都是汉化的表现，不如称这是游牧民族对于广袤国土实施统治的一种开创性发明。
首先更正一个错误：辽虽有五京，却并非五个首都。而且这五京中哪一京都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首都——最早的上京曾是辽朝名义上的皇都，亦即契丹皇族的聚居地，也有部分朝官和京官居住，却并非中央政府的行政之所；中京和南京常接待外国使者，兼具外交礼仪功能，但也不是行政首府。辽朝是马背上的行国，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其具有首都功能的是“四时捺钵”——捺钵为契丹语，意为“行在”或“行宫”，也就是流动的首都。
五京的设立有其特殊背景，辽朝幅员辽阔，奚族、室韦、渤海、女真等相继并入，这些民族与契丹风俗有别，且地域遥远，如何管理成为燃眉之急。特别是生产力更为先进的汉人进入后——契丹境内汉人很多，有掳去的也有避祸乱迁去的，后来还有以汉人为主、体量巨大的燕云十六州，让变得更加紧迫。
经过考量，本着区域管理原则，参照中原官制，辽朝将全国疆域划分为五个部分即五道，每道一个中心为五京，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
五京是区域中心，但不完全是区域行政中心，因上京、中京、东京域内有大量私属性质的头下军州和隶宫州县，与其并无隶属关系。五京的主要职责是扼守一方、开疆拓土、征收财税，以及对域内的汉人进行管理。需要说明的是，五京建制时间先后有差，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其各自功能也不尽相同，除上述上京、中京、南京的功能外，中京和南京侧重于财税，经济功能突出；中京还是汉官宰相以下“行遣汉人一切公事”之所，行政功能突出；南京和西京的防御任务重，所设防务官多，军事功能突出；东京为东丹国的延续，政治和外交相对独立，且境内部族众多，军事管控功能突出。
辽朝的行政体系是南、北面官的双轨制，北面官依照部落制统领契丹各族，南面官依照唐制管理汉人事务，顶层决策则全部来自四时捺钵，即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去四个气候适宜的地方巡狩和办公，称为春水、纳凉、秋山、坐冬。辽朝通过捺钵加强与各地、各族的联系，诏敕发布、人事任免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在捺钵中完成。皇帝主持的“北南臣僚会议”每年固定在“坐冬”和“纳凉”时召开，届时南北面官以及中央机构随宫帐（斡鲁朵）而行，待大会定下调子后，各自回办公地点抓落实。
捺钵是辽朝真正意义上的行政首府。终辽一世，四时捺钵都是历任皇帝的政治坚守，不敢有丝毫懈怠。也正因如此，辽道宗耶律洪基在病入膏肓时也要坚持春水之行，最终死在捺钵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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