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风水说”，源远流长。最早，大约要追溯到先秦。
“风水”，和两个“理论”有关——一是中国古代关于“气”的哲学观念；二是中国古代关于居所的建筑观念。这个“居所”，既包括活着的人居住的房屋，也包括逝去的人的“居所”——墓葬。
为何古代会产生“风水说”，应该说，是带有中国文化风格的哲学探索。
一
最晚在西周，“气”已经被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周宣王和周幽王时期的伯阳父，《史记.周本纪》为伯阳甫，就以“气”的“阴阳失序”来解释地震，并推断西周即将灭亡。
战国时代，“气”更是成为一个常被使用的哲学概念。
《管子》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
《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孟子认为，“气”充满体内，与“意志”既相区别又互为作用。他还主张要养“浩然之气”，这是一种体现道德正能量的精神状态。
庄子，是讲“气”的高手，自然之气、内在之气他都论述得洋洋洒洒。
荀子也讲气，不细赘述。
汉代王充，对“气”从哲学上作了深刻阐述。他在《论衡》中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唐代柳宗元，宋代的张载、程额、程颐，朱熹，以及明末的王夫之等，都是对汉以前“气”之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不遑多论。
概括地说，汉以前的哲学观念认为，“气”分阴阳，与宇宙变化有关；与人的生命、意志及健康有关；还主“祸福吉凶”。
这种观念，是古代“风水说”的理论基石之一。
二
中国考古界，已经发现了众多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
从这些遗址可以看出，距今70万年以降的古人类居住地，有着共同的特点，即背风，一般背后是山；朝南，便于晒到温暖的太阳；前面开阔平坦，易于活动出行方便；近水，可以解决饮水用水问题。
考古界和学术界，将古人类选择居住地的要素，归结为“包、围、拱、绕”四个字。这里面，也包含了防卫敌人和野兽袭击的因素。
从发现的距今约4000年的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建筑看，同样符合上述的这些条件。
可以说，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包括现代人的先祖，是在生存实践中，逐渐形成这种选择居住地和建造居住区域特点的。
这种对居住地选择的条件和建造居住场所的考虑因素，亦成为“风水说”不可缺少的要素。
三
前面这两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古代“风水说”的核心。
王力先生说：“所谓风水，也就是对于居住环境的考察，其核心评价标准就是这个环境能否‘聚气’。”
当然，这个“居住环境”，不仅包括活人的，还包括逝者的。
据称，最早把“风水说”理论化的，是汉代的青乌子，他著有《葬经》一书——关于墓葬选址有一套“风水”理论。
汉代，还有管辂、郭璞，也被称为“风水大师”。
郭璞著有《葬书》。一说《葬经》为郭璞所著。
但无论如何，流传到后世的郭璞的此类著作，已被人改得面目全非，有不少内容是后人加进去的。
不过，郭璞的主旨思想还在，这就是气“遇风则散”，“界水则止”。
因此，最理想的“风水”状态，依然是建筑须坐北朝南；背后应当有山；南面，不远处当有“正弓”，即向自己两侧收拢的水系。另外，建筑应处于小山包和树木掩映之下；前面开阔平坦，等等。
这样，既有背后之山挡住“散气”之风，也就是冷风；面前有水，没有缺水之虞，又无水患还防火灾；出入方便，便于劳作……。这是完全符合“包、围、拱、绕”要求的。
郭璞之后，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僖宗朝国师杨筠松，著有《疑龙经》《撼龙经》《天玉经》《都天宝照经》等，被称为“杨救贫”。
至此，中国的“风水说”，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环境吉凶意识的解释体系。
核心思想是，如果生者居所或逝者坟墓位于不当之处，多种灾害将祸及居者与逝者的子孙；相反，吉地则带来禄寿与福祉。地势可以制约自然之气，根据地势，调节和选择位置，可获得所向往的和谐。
“风水说”认为，山岳形态、水流方向，最为重要；建筑的高度与形态、道路和桥梁的方向，也是不可忽略因素。
此外，看不见的气的力量和性质，时时为天体的位置所左右，所以从当地观察的天体方位也必须考虑在内。
位置极其重要，对于不吉的位置，可通过挖穴、堆丘或其他方法加以变化，从而改善风水。
学者们认为，“风水说”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的具体体现，由于受到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技术与解释层次上迷信与科学的成分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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